清《永安主佃告示》碑

　　碑刻是石刻的一种，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一种重要载体，被誉为“石刻档案”，是我国现存古代文物中数量较多，内容较丰富的一类。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是秦代的“石鼓文”;东汉时期形成具有规整统一形状的碑刻;唐代碑刻是我国石刻历史的辉煌阶段;明清时期的碑刻数量庞大，虽在文辞、造型艺术、刻工方面没有新发展，但保存了大量重要的历史资料。碑刻内容丰富，用途各异，涉及记录史事、法律文书、乡规民约、歌功颂德和墓碑等。碑刻资料具有双重性，既反映区域社会和民间生活，也反映国家或地方制度，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土司”也称“土官”，是由中国古代中央王朝任命和分封的地方官，“世官、世土、世民”是其重要特点，即世袭的政治统治权，辖区土地的世袭所有权及对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的世袭统治权。土司时期，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行政管理制度多以碑刻的形式颁布。

　　百色地区的土司制度，源于秦汉的士官土吏制度，开始于唐宋的羁縻制度，形成发展于元代，全盛于明代，没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前后经历了1300多年的历史，境内土司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而石刻碑文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文物遗存。

　　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右江民族博物馆藏的一通碑刻——《永安主佃告示》碑。碑刻高141厘米，宽60厘米，厚13厘米，重286千克。从田林县博物馆调拨而得。

　　《永安主佃告示》碑的内容是西林县属那比五份业户岑祖培、岑集章、岑集宽、岑集政等控告佃户黄承恩、黄冒革、罗卜古、罗卜雅、黄抱宋等历年抗租息案，是一宗主家与佃户租税纷争诉讼庭审案例。由左江道宪台转奉督抚岑礼：“饬本委员会按临会同本县亲传两造各到案，当堂澈讯，饬令各呈新老契查验。”在庭审中，双方各自拿出自己的证据据理力争，最后，查案委员会当堂断令：“凡是那比亭五份佃户，除照常自行纳粮供差外，每户每年应交租例：鸡一只着免去;租钱250文照旧缴足;工3日免去1日，余2日每日折钱50文，合共每户每年交业主租钱350文，孤寡之户准其减半……自此以后，不准稍有抗欠。”堂审判决佃户败诉，明确应交租金;但规定主家也不能乱收租。

　　从案例的事由看，是佃户历年抗租。佃户抗租的原因是封建地方政府与土官后裔成员二虎争羊，同时在佃农身上榨取血汗。甚至土官后裔成员之间你争我夺，交相压迫佃农。佃农不堪其苦，寻求减轻重负的渠道，抗租是他们的抗争方式之一。佃户抗租对于朝廷来说，将会影响国课的征收，赋税承担者人数的减少，无疑是危及统治的根本大事。所以清政府把这个激化民族矛盾的大事刻石示禁，以期壮族农民“早完国课”，否则“自干吝戾”，严惩不贷。

　　从判决结果看，改土归流(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加强对土司管辖地区的治理，在西南地区逐渐实行改土归流，主要措施包括：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设置各级行政机构，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在改土归流地区，清查户口，丈量土地，征收赋税，建城池、办学校等)后，土司制度逐渐崩溃，但地方政府需要通过确定地主的土地及其租佃关系，以此维护封建社会的基础。判决结果还表明，土司政权的存在并不能阻止土司势力在不断地被削弱，证明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取得实效。

　　从佃户抗争的结果看，他们的租种权利得到确认，租税负担有所减轻，租佃关系逐渐成为桂西农村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民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该碑刻是五品衔、赏戴蓝翎西林县查案委员会补用县正堂杨，署理西林县事补用县正堂加五级记录五次陈，于清光绪32年(1906年)4月所立。说明当时的桂西壮族地区，改土归流并不彻底，存在朝廷流官、土司势力共管的局面，但这不会阻碍清政府实现“大一统”的目标。改土归流把部分土民从土司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有利于土司统治区直至整个广西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打破了土司统治下的民族禁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右江民族博物馆藏的这通碑刻，对于研究在加强中央集权下，桂西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及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法律制度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