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拔群和右江地区的农民革命斗争（上）
韦拔群和右江地区的农民革命斗争（上）
当时，陆荣廷残部刘日福和蒙仁潜分别驻守百色、东兰、都安一带，自称“自治军”司令。刘日福和蒙仁潜部下邓祖贻在东兰向每户征收5元至20元不等的苛捐杂税。
韦拔群领导“改造东兰同志会”成员对这一苛捐进行了斗争。1922年初，韦拔群在武篆召开“国民大会”，会议推举韦拔群、陈伯民为代表，到百色见旅长刘日福，为民请愿，要求他收回征收苛捐的成命。刘日福被迫写下了在东兰免征刘旅开拔费的手令。群众得知这一消息后奔走相告，非常感激韦拔群、陈伯民。
同年3月初，韦拔群组织群众开展对武篆大土豪杜瑶甫的清算斗争。杜瑶甫（又名杜琨选，又称杜八），与其兄杜珠选（杜七）是当地有名的头面人物。其父杜文明，曾任东兰团务总局局长，为害乡里。杜瑶甫曾在贵州省鲲水县和紫云县任过知事。他兄弟二人回乡后依仗权势，勾结官府，横行霸道，群众恨之入骨。1921年兴建育才小学时，杜瑶甫向群众筹银800多元，从中侵吞300多元。韦拔群等人掌握这些情况后，经过充分准备，于1922年3月（农历二月），与“改造东兰同志会”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各村群众百多人到育才小学跟杜瑶甫算账。杜瑶甫面对有备而来的群众，被迫承认贪污并交出赃款。第一次清算土豪斗争的胜利，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增强了广大群众的斗争信心。
1924年3月30日（农历三月初三），韦拔群与黄大权、韦钟璠、陈伯民、黄孟衡、陈毓藻、梁士书、陆树兰、韦午元、牙苏民等人在武篆区善学乡北帝岩（后改为列宁岩）举行同盟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以“中国国民党广西特别党部”韦拔群等11人名义发表的《敬告同胞》文告。文告揭露了“军阀争夺地盘，政客互夺饭碗，官僚专铲地皮，绅士争食弱肉，田主掳掠农民，富翁盘算贫者，兵灾匪祸，饥荒死人，到处皆是”的社会现实，号召同胞们“团结起来，先要打倒侵略我国的洋鬼子，铲除祸国殃民的大军阀，实行国民革命”。文告印发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东兰早期农民运动的纲领。
为了扩大队伍，增强力量，同年10月28日（农历九月初九），韦拔群等人又以重阳节登高游览之名，在东里村东面的银海洲再次召集同盟会议。到会180多人。除东兰各区的青年骨干外，还有凤山（如廖源芳、陈天泾等）、百色（如黄太尤、黄普尤等）等地的革命青年。韦拔群在会上号召大家赶快觉醒，团结起来，走俄国的道路，实行社会革命。与会者在刀架下饮鸡血酒，集体盟誓：“同心革命到底，背叛者天诛地灭”，并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拥护俄国共产党”等口号。会上还决定成立农民自己的组织和军队。
1923年春，韦拔群将“改造东兰同志会”改为“东兰公民会”，在原“国民自卫军”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民自卫军”（简称“农军”），人数达千余。与此同时，韦拔群领导群众开展了“反对刘日福令派东兰之一万元收束费，自治军黄琦之每牌六元军饷，蒙元良之每牌百斤军米，蒙仁潜之强迫公债”的斗争。
1923年4月至10月，在韦拔群为首的公民会领导下，发动了清算韦龙甫和三次武装攻打东兰县城的战斗，同反动统治者进行了公开的武装斗争。
韦龙甫（韦有伦），是东兰团务总局局长（六区团总），东兰的大恶霸。许多农民在他的摧残下，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公民会成立不久，就接到控告韦龙甫的书信，仅都彝、长江两区，控告信就达500余封。清明节后，韦拔群率领百余人到县城清算韦龙甫。原计划先由韦拔群出面，与驻军营长罗颂纲及县知事蒙元良交涉后才动手。但清算队领导成员罗周全、韦举相不等韦拔群交涉回来，便急急忙忙带领清算队伍冲进韦龙甫家，把韦龙甫抓起来。韦龙甫的小老婆见势不妙，乘机跑到县署向蒙元良及罗颂纲行贿，请求出兵干涉。蒙、罗二人得受贿款2000大洋，便出兵夺回了韦龙甫，还抓去七名清算队员。
清算韦龙甫失利后，韦拔群在武篆召开公民会和自卫军骨干会议，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会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攻打县城。6月30日晚，韦拔群率领农军300多人，分四路按计划到达指定地点。7月1日拂晓发起攻城。此时，恰好突降暴雨，九曲河水猛涨，农军火器被雨水淋湿，南路农军被河水阻挡，无法进攻，守军罗颂纲营及警兵依仗其精良武器和碉堡进行顽抗，农军久攻不下。南路指挥黄榜魏及战士五人冒雨强攻，中弹牺牲。第一次攻城失利。
韦拔群等人认为，首次攻城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兵力不足，武器低劣。从7月初到下旬的20多天里，各路农军扩大兵员，队伍由300多人增加到800多人，并加了30多支机造步枪。7月底，再次组织攻城。因农军行动不协调，火力不集中，敌人的碉堡难以攻破。第二次攻城又告失利。
9月，罗颂纲营奉调百色，蒙元良和韦龙甫纠集全县地主、土豪武装，聚守县城。10月中旬，韦拔群在武篆东里村召开军事会议，研究第三次攻城方案，并派人到凤山、都安、西山等地联络各地农军配合作战。10月下旬，韦拔群指挥东兰、凤山、都安、百色、巴暮等地农军500多人进攻县城。经过一天激战，农军攻进了城区。蒙元良、韦龙甫星夜往凤山方向逃窜。攻城胜利后，韦拔群主持召开各界民众欢庆大会，追悼牺牲的革命战士；宣传革命思想，宣布取消苛捐杂税，废除各种契约；提倡民族平等，男女平权。同时打开监狱，释放无辜；没收韦龙甫的财产，清理县政财务，将粮财款子和韦龙甫的财产分给贫苦农民，留一部分作为农军活动经费；整理县城秩序，店铺照常营业，学校照常上课，街道秩序井然，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东兰农民斗争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反动派的不安。1923年冬，驻百色的桂军旅长刘日福和东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诬蔑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是“劳农社会党作乱”，并呈报省长张其瑝。张其瑝命令刘日福镇压东兰农运，通缉追捕韦拔群等公民会领导人。公民会成员被迫撤离县城，退回武篆。
失利和挫折迫使韦拔群要去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当时，广州是全国革命的中心，他便决定到广州寻找革命真理。1924年秋，韦拔群和陈伯民从武篆起程，几经周折，巧妙地摆脱了敌人的追捕，绕道黔、滇，经过安南（今越南）、香港，历时数月，于1925年初到达广州，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三届）学习。在广州农讲所，韦拔群、陈伯民结识了彭湃、阮啸仙等共产党人，并系统地学习了《帝国主义侵略简史》《政治经济学概要》《农民运动之理论》《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的组织法》《农村教育》和军事训练等课程，学习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联系自己的实践，从思想上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原载《百色起义史稿》第一章百色起义的社会基础第1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