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拔群和右江地区的农民革命斗争(中)
韦拔群、陈伯民在广州农讲所提前结业，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委派为农民运动特派员回广西工作。他俩于1925年夏初回到南宁。当时滇军桂军正在混战，政局混乱，他们难以开展工作，便回家乡东兰，开展农民运动。
韦拔群、陈伯民回到东兰后，开始翻印从广州带回来的各种文件，并起草和印刷传单，散发到东兰各地;同时组织青年到各地宣传革命思想，成立各乡区农民协会，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卫军。1925年8月13日，东兰县农民协会在东兰武篆正式成立，公推陈伯民为主任，韦拔群任军事部长。9月15日，他们按照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方针、方法和教材，在武篆区善学乡的北帝岩开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书拔群任讲习所主任，陈伯民任管理员，黄大权、陈守和、黄书祥等任教员，邓无畏(邓蘅岳)、黄汉英任军事教官。学员来自东兰、凤山、都安、南丹、百色、凌云、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地农运骨干和青年学生，共276人。学员全部在农讲所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到圩场演讲，一起到农村参加清算土豪的斗争。
10月，武篆区召开农民大会，开展清算江平大土豪龙显云侵吞地方公款的斗争。农讲所学员参加了这一斗争。龙显云勾结杜瑶甫等诬蔑农讲所“拦路抢劫，打家劫舍”。韦拔群派农讲所教员、学员去龙显云家质问，龙显云慌忙跑进山洞躲藏，好几天不敢出来。
10月15日，由韦拔群、陈伯民等人掌握的国民党东兰县党部在县城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农讲所和武篆育才高小学生全部参加，县警警长黄智渊(县知事黄守先之弟)率警兵阻拦，学生们毫不畏惧，冲破重围，直到县署前演讲，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史”“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知事黄守先做贼心虚，认为“贪官”是指他，“军阀”是指刘日福，对韦拔群和农讲所恨之入骨，11月6日，黄守先与龙显云等率警兵、民团捣毁农讲所。学员与之抵抗，各区农军亦赶来支援，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11月18日，黄守先又派警兵掳掠兰木、拉畲一带乡村，被农军击败退回县城。于是，黄守先派土豪到南宁向省府诬告韦拔群“率匪攻城”，请兵进剿东兰。
第一届农讲所原计划学习半年，由于黄守先和龙显云等豪绅的破坏，便提前结业。韦拔群分配学员回各县、区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奉议县的黄治峰在东兰第一届农讲所结业回来后，与潘宪甫、罗有穆等积极筹备开办奉议县农民运动讲习所，黄治峰任所长，罗有穆、潘宪甫等任教员。奉议县的农民运动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韦拔群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危及到新桂系集团统治的社会基础。1926年2月5日，新桂系派出的龚寿仪团伙同黄守先、杜瑶甫的警兵民团到武篆大肆烧杀掳掠。据统计，在2月、3月内，武篆、兰泗、长江、东院等区被焚掠勒索的有614家，被掳掠勒索的有5804家，掠去牛马2467头，勒索款项83683元，农民被杀害140人。这就是震惊两广的“东兰惨案”。
“东兰惨案”发生后，韦拔群等一面组织锄奸团，重整自卫军，相继处决罪大恶极的豪绅官吏，反击来犯的军队民团;一面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展开合法斗争。1926年5月，韦拔群派陈伯民、陈守和赴邕控告，并以东兰农民协会的名义，给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广西军、政、党、报馆等各单位发出《快邮代电》，控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互相勾结，镇压农运，给东兰县造成“死者曝骨，生者转徙”的滔天罪行，要求惩办惨杀农民烧掳村庄的罪犯黄守先、龚寿仪等人，勒令其赔偿地方所受损失，退还农民被缴去的枪支，恢复农民运动讲习所，“以慰民心而安乡里”。
陈伯民、陈守和抵达南宁时，受到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主持的国民党省党部青年部和农民部的热情接待。青年部长陈勉恕(中共党员)同他们谈了话，农民部长陈协五约他们出席党部执委会议，会上让他们报告东兰农民被烧杀的情况。在省党部执委会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一致支持韦拔群和东兰农民，要求政府调查龚寿仪部。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不得不答应多数人的要求，将龚寿仪团调回百色，黄守先亦随龚而去。6月14日，省农民部长陈协五到东兰灾区调查，写成《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的调查报告，以确凿事实揭露了龚寿仪、黄守先及土豪劣绅们烧杀掳掠的罪行。这一调查报告，国民党右派黄华表控制的南宁《民国日报》拒不刊载。9月在广州由共产党人主编的《农民运动》月刊上发表，引起了轰动。广西的国民党右派攻击陈协五，说他戴了有色眼镜写的报告未必尽为事实，后又胁迫陈协五辞去农民部长职务。10月，由陈勉恕、关学参、陈秉文、黄若珊等组成调查善后委员会，再次前往东兰调查。陈勉恕在东兰将近50天，多是跑到乡间去调查，12月4日，写出了《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的报告。陈勉恕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东兰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他指出：“在东兰的事实中，我们可以证明现有之县官制团防制，是贪官污史劣绅土豪的制造所，是农民的大敌;同时更知道农民有了组织，有了力量，则这种制度必即于崩溃;政府如果说要整顿吏治，肃清盗匪，除了切实扶助农民运动外，也决没有他途。”
东兰农民的正义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声援。梧州、桂林、桂平、恩隆等地工会、农会纷纷发出支援东兰农民的通电。广州留俄中山大学广西学生会发表《援助东兰农民宣言》，留俄中山大学广西籍的共产党、青年团员廖梦樵、谢生桦、胡炳琼等则以个人名义撰写文章，强烈谴责“东兰惨案”的制造者。廖梦樵以表弟给表兄写公开信的方式，揭露黄守先屠杀东兰农民的滔天罪行。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给东兰农友发慰问电，阮啸仙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上的演说中表示了对东兰农民运动坚决支持的态度。共产党人主办的以中央农民部名义在广州出版的《农民运动》月刊，全文发表了陈协五、陈勉恕的两次调查报告，将“东兰惨案”的真相公诸于众，对社会各界震动很大。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广西省政府被迫于1926年11月28日发出“俭电”，对“东兰惨案”作了处理，承认东兰农民运动合法;提出解决“东兰惨案”的八条办法，将黄守先“交法庭讯办通缉参与血洗东兰的土豪劣绅，且没收其财产，东兰农民免征粮赋一年。“俭电”下达后，东兰县农民协会在县城召开斗争劣绅杜瑶甫的群众大会，受杜瑶甫残酷迫害的农民申了冤，报了仇。围绕“东兰惨案”展开的这场斗争，历时一年之久，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胜利。(原载《百色起义史稿》第一章百色起义的社会基础第16-19页)
韦拔群、陈伯民回到东兰后，开始翻印从广州带回来的各种文件，并起草和印刷传单，散发到东兰各地;同时组织青年到各地宣传革命思想，成立各乡区农民协会，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卫军。1925年8月13日，东兰县农民协会在东兰武篆正式成立，公推陈伯民为主任，韦拔群任军事部长。9月15日，他们按照广州农讲所的办学方针、方法和教材，在武篆区善学乡的北帝岩开办了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书拔群任讲习所主任，陈伯民任管理员，黄大权、陈守和、黄书祥等任教员，邓无畏(邓蘅岳)、黄汉英任军事教官。学员来自东兰、凤山、都安、南丹、百色、凌云、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地农运骨干和青年学生，共276人。学员全部在农讲所同吃、同住、同劳动，一起到圩场演讲，一起到农村参加清算土豪的斗争。
10月，武篆区召开农民大会，开展清算江平大土豪龙显云侵吞地方公款的斗争。农讲所学员参加了这一斗争。龙显云勾结杜瑶甫等诬蔑农讲所“拦路抢劫，打家劫舍”。韦拔群派农讲所教员、学员去龙显云家质问，龙显云慌忙跑进山洞躲藏，好几天不敢出来。
10月15日，由韦拔群、陈伯民等人掌握的国民党东兰县党部在县城召开国民党党员大会，农讲所和武篆育才高小学生全部参加，县警警长黄智渊(县知事黄守先之弟)率警兵阻拦，学生们毫不畏惧，冲破重围，直到县署前演讲，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史”“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知事黄守先做贼心虚，认为“贪官”是指他，“军阀”是指刘日福，对韦拔群和农讲所恨之入骨，11月6日，黄守先与龙显云等率警兵、民团捣毁农讲所。学员与之抵抗，各区农军亦赶来支援，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11月18日，黄守先又派警兵掳掠兰木、拉畲一带乡村，被农军击败退回县城。于是，黄守先派土豪到南宁向省府诬告韦拔群“率匪攻城”，请兵进剿东兰。
第一届农讲所原计划学习半年，由于黄守先和龙显云等豪绅的破坏，便提前结业。韦拔群分配学员回各县、区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奉议县的黄治峰在东兰第一届农讲所结业回来后，与潘宪甫、罗有穆等积极筹备开办奉议县农民运动讲习所，黄治峰任所长，罗有穆、潘宪甫等任教员。奉议县的农民运动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韦拔群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危及到新桂系集团统治的社会基础。1926年2月5日，新桂系派出的龚寿仪团伙同黄守先、杜瑶甫的警兵民团到武篆大肆烧杀掳掠。据统计，在2月、3月内，武篆、兰泗、长江、东院等区被焚掠勒索的有614家，被掳掠勒索的有5804家，掠去牛马2467头，勒索款项83683元，农民被杀害140人。这就是震惊两广的“东兰惨案”。
“东兰惨案”发生后，韦拔群等一面组织锄奸团，重整自卫军，相继处决罪大恶极的豪绅官吏，反击来犯的军队民团;一面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展开合法斗争。1926年5月，韦拔群派陈伯民、陈守和赴邕控告，并以东兰农民协会的名义，给广州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广西军、政、党、报馆等各单位发出《快邮代电》，控诉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互相勾结，镇压农运，给东兰县造成“死者曝骨，生者转徙”的滔天罪行，要求惩办惨杀农民烧掳村庄的罪犯黄守先、龚寿仪等人，勒令其赔偿地方所受损失，退还农民被缴去的枪支，恢复农民运动讲习所，“以慰民心而安乡里”。
陈伯民、陈守和抵达南宁时，受到由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主持的国民党省党部青年部和农民部的热情接待。青年部长陈勉恕(中共党员)同他们谈了话，农民部长陈协五约他们出席党部执委会议，会上让他们报告东兰农民被烧杀的情况。在省党部执委会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一致支持韦拔群和东兰农民，要求政府调查龚寿仪部。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不得不答应多数人的要求，将龚寿仪团调回百色，黄守先亦随龚而去。6月14日，省农民部长陈协五到东兰灾区调查，写成《广西东兰农民之惨案》的调查报告，以确凿事实揭露了龚寿仪、黄守先及土豪劣绅们烧杀掳掠的罪行。这一调查报告，国民党右派黄华表控制的南宁《民国日报》拒不刊载。9月在广州由共产党人主编的《农民运动》月刊上发表，引起了轰动。广西的国民党右派攻击陈协五，说他戴了有色眼镜写的报告未必尽为事实，后又胁迫陈协五辞去农民部长职务。10月，由陈勉恕、关学参、陈秉文、黄若珊等组成调查善后委员会，再次前往东兰调查。陈勉恕在东兰将近50天，多是跑到乡间去调查，12月4日，写出了《广西东兰农民运动之实际状况》的报告。陈勉恕在报告中，高度评价东兰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他指出：“在东兰的事实中，我们可以证明现有之县官制团防制，是贪官污史劣绅土豪的制造所，是农民的大敌;同时更知道农民有了组织，有了力量，则这种制度必即于崩溃;政府如果说要整顿吏治，肃清盗匪，除了切实扶助农民运动外，也决没有他途。”
东兰农民的正义斗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大力声援。梧州、桂林、桂平、恩隆等地工会、农会纷纷发出支援东兰农民的通电。广州留俄中山大学广西学生会发表《援助东兰农民宣言》，留俄中山大学广西籍的共产党、青年团员廖梦樵、谢生桦、胡炳琼等则以个人名义撰写文章，强烈谴责“东兰惨案”的制造者。廖梦樵以表弟给表兄写公开信的方式，揭露黄守先屠杀东兰农民的滔天罪行。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给东兰农友发慰问电，阮啸仙在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上的演说中表示了对东兰农民运动坚决支持的态度。共产党人主办的以中央农民部名义在广州出版的《农民运动》月刊，全文发表了陈协五、陈勉恕的两次调查报告，将“东兰惨案”的真相公诸于众，对社会各界震动很大。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广西省政府被迫于1926年11月28日发出“俭电”，对“东兰惨案”作了处理，承认东兰农民运动合法;提出解决“东兰惨案”的八条办法，将黄守先“交法庭讯办通缉参与血洗东兰的土豪劣绅，且没收其财产，东兰农民免征粮赋一年。“俭电”下达后，东兰县农民协会在县城召开斗争劣绅杜瑶甫的群众大会，受杜瑶甫残酷迫害的农民申了冤，报了仇。围绕“东兰惨案”展开的这场斗争，历时一年之久，终于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胜利。(原载《百色起义史稿》第一章百色起义的社会基础第16-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