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到广西和对广西上层的统战工作（上）
当时，中共中央以及广西地方党组织正确认识到蒋桂战争实质，及时给人民群众指明斗争的方向，并密切注视广西局势的变化，利用蒋桂矛盾的发展，采取措施，从各方面加强对广西党的工作，加速广西革命的发展。
早在蒋桂战争前，中共中央就有利用蒋桂矛盾发展广西革命工作的意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广西特委的成员中，只剩下雷经天、聂根2人。不少县一级的领导干部英勇牺牲，部分党员也被迫转移外地。广西的党员干部十分缺乏，党的领导力量非常薄弱。为此，广西特委迫切要求中央加强对广西工作的直接领导。参加中共六大的广西代表胡福田（广西特委常委）曾向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建议，广西的党今后直接与中央接头。1928年7月30日，广西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又提出“广西的党应由中央直接领导”并同时“与粤委发生密切关系”的要求。国民党新军阀第二次北伐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其中蒋桂矛盾十分突出，且正在酝酿战争。中共中央鉴于广西革命力量的薄弱，特别是全国这种突变的局势，决定利用蒋桂矛盾，加强党对广西工作的领导，以加快广西工农革命运动的到来。为此，中共中央于1928年9月2日作出决定：广西党部改组为临时省委，直属中央管辖，但同时仍与广东省委发生关系。并指示广西特委“士兵运动广西更为重要”“现在重要的工作是艰苦地去建立军队中党的组织，假如广西的兵运有相当的基础，广东与两湖的工作将得到不少的帮助”。蒋桂战争的爆发和结局，使中共中央利用蒋桂矛盾发展广西革命的设想由计划变为现实。由于俞作柏策动李明瑞前线倒戈，蒋桂战争以新桂系失败而告终。俞、李主政广西后，表示愿意同中共合作，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时机，争取俞、李的合作，利用俞、李的掩护，在广西的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党的力量，建立党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适时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苏区。
为了派遣干部到广西，中共中央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是派中央委员贺昌到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此后实际上是省委主要负责人），派聂荣臻为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加强对广东、广西工作的领导。同时直接派在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到广西负责广西党的全盘工作。二是派俞作豫到武汉做李明瑞的工作，后随部回广西，继续做俞、李的工作，为党派遣大批干部到广西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开办军事训练班。从上海、武汉、湖南、广东调来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及从事过工农运动的同志以及两广党员干部，汇集到香港，进行训练或当教官，如在井冈山工作过的龚楚（到广西后化名龚鹤村），叶挺部队前参谋长徐开英，叶挺部队前团长史书元、石迟锋等参加军训班的工作。军训班为派干部到广西工作打下了基础。四是通过各种渠道从各地调派一批得力干部到广西。如张云逸，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1926年入党，在他的秘密工作下，该师大部分参加了南昌起义。后他到上海工作，1928年8月，党准备派他到苏联学习。但在这个时候，蒋桂战争已在酝酿，且有一触即发之势，党掌握了这个情况，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亲自找到他，派他到广西工作。张云逸是通过粤军总司令陈济棠（张的同学）的关系，由粤海军司令陈策介绍到俞作柏处工作的。广东省委利用龚楚与李明瑞是老同学的关系，派他到广西工作。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还从各地参加过南昌起义或广州起义的军政干部中，从中央和各地从事党的工作的重要干部以及上过军校和留学回来的学生中抽调了不少干部到广西工作。从抽调干部的素质来看，足见中央对广西的重视。
192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邓小平（当时化名为邓斌）为中央代表，到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并领导广西党的全盘工作。
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四川广安县人。1920年16岁就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随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和中共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当过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1926年初离法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受党的派遣回国，派到西安冯玉祥国民革命联军中做政治工作，任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后奉调武汉，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参加党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1928年冬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对党的重大决策活动和各地情况比较了解，有搞统战和兵运工作的丰富经验，有较高的政治理论和政策水平，这些无疑使他成为中央派到广西领导工作最合适的人选。
1929年7月，邓小平在龚饮冰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贺昌和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介绍的情况。然后到达南宁。邓小平在南宁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做俞、李的工作，同时领导整个广西党的工作，中央还派陈豪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张云逸、龚饮冰（中共中央主管会计、全国济难会常委）、龚鹤村（龚楚）等来广西协助邓小平工作。与此同时，中央还派遣何世昌（湖北农运领导人，参加过南昌起义）、叶季壮（广东五邑地委书记）、袁任远（上海赤色工会秘书）、李谦（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团长）、宛旦平（团参谋长）、许卓（曾在中央军事部工作，参加过广州起义）、袁也烈（袁振武，叶挺部营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冯达飞（黄埔生，后留学苏、德，参加过广州起义）、沈静斋（江西区工作）、李朴（曾留学苏联）、佘惠（参加过南昌起义）、唐克（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团政治指导员）、李干辉（广州起义工人纠察队长）、韦一平（参加过广州起义）、魏柏冈（参加过广州起义）、钟鼎等40多名干部到广西工作。在这些干部中，有曾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屡立战功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也有老练沉着、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者，有25人曾在黄埔军校学习，留学苏联、德国、法国、日本等各种军事院校和大学毕业的军政干部。来广西前，这些干部曾分别担任过师参谋长、旅长、团长、团参谋长、营连长或省委书记、地委书记等多种不同的领导职务，大多经受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原载《百色起义史稿》第二章广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第37-40页）
早在蒋桂战争前，中共中央就有利用蒋桂矛盾发展广西革命工作的意图。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广西特委的成员中，只剩下雷经天、聂根2人。不少县一级的领导干部英勇牺牲，部分党员也被迫转移外地。广西的党员干部十分缺乏，党的领导力量非常薄弱。为此，广西特委迫切要求中央加强对广西工作的直接领导。参加中共六大的广西代表胡福田（广西特委常委）曾向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建议，广西的党今后直接与中央接头。1928年7月30日，广西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又提出“广西的党应由中央直接领导”并同时“与粤委发生密切关系”的要求。国民党新军阀第二次北伐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其中蒋桂矛盾十分突出，且正在酝酿战争。中共中央鉴于广西革命力量的薄弱，特别是全国这种突变的局势，决定利用蒋桂矛盾，加强党对广西工作的领导，以加快广西工农革命运动的到来。为此，中共中央于1928年9月2日作出决定：广西党部改组为临时省委，直属中央管辖，但同时仍与广东省委发生关系。并指示广西特委“士兵运动广西更为重要”“现在重要的工作是艰苦地去建立军队中党的组织，假如广西的兵运有相当的基础，广东与两湖的工作将得到不少的帮助”。蒋桂战争的爆发和结局，使中共中央利用蒋桂矛盾发展广西革命的设想由计划变为现实。由于俞作柏策动李明瑞前线倒戈，蒋桂战争以新桂系失败而告终。俞、李主政广西后，表示愿意同中共合作，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中共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时机，争取俞、李的合作，利用俞、李的掩护，在广西的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展党的力量，建立党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适时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新的苏区。
为了派遣干部到广西，中共中央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是派中央委员贺昌到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此后实际上是省委主要负责人），派聂荣臻为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加强对广东、广西工作的领导。同时直接派在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到广西负责广西党的全盘工作。二是派俞作豫到武汉做李明瑞的工作，后随部回广西，继续做俞、李的工作，为党派遣大批干部到广西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是开办军事训练班。从上海、武汉、湖南、广东调来参加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及从事过工农运动的同志以及两广党员干部，汇集到香港，进行训练或当教官，如在井冈山工作过的龚楚（到广西后化名龚鹤村），叶挺部队前参谋长徐开英，叶挺部队前团长史书元、石迟锋等参加军训班的工作。军训班为派干部到广西工作打下了基础。四是通过各种渠道从各地调派一批得力干部到广西。如张云逸，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1926年入党，在他的秘密工作下，该师大部分参加了南昌起义。后他到上海工作，1928年8月，党准备派他到苏联学习。但在这个时候，蒋桂战争已在酝酿，且有一触即发之势，党掌握了这个情况，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亲自找到他，派他到广西工作。张云逸是通过粤军总司令陈济棠（张的同学）的关系，由粤海军司令陈策介绍到俞作柏处工作的。广东省委利用龚楚与李明瑞是老同学的关系，派他到广西工作。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还从各地参加过南昌起义或广州起义的军政干部中，从中央和各地从事党的工作的重要干部以及上过军校和留学回来的学生中抽调了不少干部到广西工作。从抽调干部的素质来看，足见中央对广西的重视。
1929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邓小平（当时化名为邓斌）为中央代表，到广西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做他们的统战工作，并领导广西党的全盘工作。
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四川广安县人。1920年16岁就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随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和中共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当过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1926年初离法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受党的派遣回国，派到西安冯玉祥国民革命联军中做政治工作，任西安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后奉调武汉，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曾参加党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1928年冬至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对党的重大决策活动和各地情况比较了解，有搞统战和兵运工作的丰富经验，有较高的政治理论和政策水平，这些无疑使他成为中央派到广西领导工作最合适的人选。
1929年7月，邓小平在龚饮冰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贺昌和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介绍的情况。然后到达南宁。邓小平在南宁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做俞、李的工作，同时领导整个广西党的工作，中央还派陈豪人（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张云逸、龚饮冰（中共中央主管会计、全国济难会常委）、龚鹤村（龚楚）等来广西协助邓小平工作。与此同时，中央还派遣何世昌（湖北农运领导人，参加过南昌起义）、叶季壮（广东五邑地委书记）、袁任远（上海赤色工会秘书）、李谦（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团长）、宛旦平（团参谋长）、许卓（曾在中央军事部工作，参加过广州起义）、袁也烈（袁振武，叶挺部营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冯达飞（黄埔生，后留学苏、德，参加过广州起义）、沈静斋（江西区工作）、李朴（曾留学苏联）、佘惠（参加过南昌起义）、唐克（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的团政治指导员）、李干辉（广州起义工人纠察队长）、韦一平（参加过广州起义）、魏柏冈（参加过广州起义）、钟鼎等40多名干部到广西工作。在这些干部中，有曾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中屡立战功的优秀军事指挥员，也有老练沉着、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者，有25人曾在黄埔军校学习，留学苏联、德国、法国、日本等各种军事院校和大学毕业的军政干部。来广西前，这些干部曾分别担任过师参谋长、旅长、团长、团参谋长、营连长或省委书记、地委书记等多种不同的领导职务，大多经受了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原载《百色起义史稿》第二章广西革命斗争的新局面第37-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