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阳会议和主力游击黔桂边
红七军主力撤出亭泗，经过两天两夜的山地急行军，到达凤山县的盘阳地区(东兰、凤山交界，今巴马县)驻扎。盘阳是西山山麓的一部分，是一个山多、石头多、土地少的地方。周围几百里都是深山老林，地形险要，山势陡峭，道路崎岖，易守难攻。这个地区又是农民运动开展得较早的地区，群众基础较好，百色起义后，豪绅地主已被打倒，农民武装和乡村革命政权已经建立起来。因此敌人不敢贸然深入。红七军前委便决定在盘阳进行休整，总结百色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但由于此地贫瘠，人民生活艰苦，红七军长期驻扎粮食给养困难，战士的零用钱更是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整训工作进展缓慢，大家都感到红军困在右江偏僻各县是没有出路的。于是向外游击扩大游击区域，以解决部队面临的给养和弹药的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930年3月初，中共红七军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研究以后的行动方针。会议一致认为，南宁一带敌人的兵力强大，是敌人反动统治力量的中心，红七军向南宁方面发展是不可能的。会议又根据右江地区形势的变化和经济状况(经济比较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供给红军有一定困难)，认为必须转为游击战争，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活动。会上，对开展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和今后红七军的行动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种意见认为，要进行长期作战，红七军就需要补充给养和弹药，因而主张摆脱敌人主力，跳到白区去寻找机会多打几个胜仗，以解决红军的给养和弹药问题。用这种方法又可以扩大红军的影响，分散和减轻桂系军阀对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压力，以便红七军能在适当的时机收复被敌人占去的根据地。另一种意见认为，红七军不宜远离根据地去进行无后方的作战，应该在右江根据地周围开展游击战争。这样既可以保住和相继扩大根据地，又可以用就地打土豪的办法来解决给养的问题。还有一种意见则认为，红七军应向贵州、云南边界发展，把部队拉到外线去作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研究，最后决定：红七军主力向外游击一个时期，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解决部队的给养和弹药问题，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发展计划。因为红七军原来曾经得到过中央指示，如在右江根据地站不住时，可以向湘粤边界方向发展。现在前委决定向外游击，本应向湘粤边界方向前进，但因红七军在隆安战役失败后，曾电告左江红八军绕道桂滇边界到东兰和红七军汇合。可红八军迟迟未见到来。为与红八军取得联系，红七军前委在作出向外游击的决定时，就将第三纵队留守东兰、凤山一带，继续坚持右江根据地的斗争，并等候与红八军取得联系。而第一、第二纵队则由军长张云逸、总指挥李明瑞和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率领，立即向河池方向出发，沿途发动群众，打击地主土豪，壮大红军力量，补充给养，在敌占区进行游击战争。红七军主力走后，中共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转移东兰县武篆圩，雷经天、韦拔群统一领导东兰、凤山、凌云、都安、那地广大军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黄治峰指挥右江苏维埃政府4个常备赤卫营和右江沿岸各县农赤军坚持游击斗争，打击敌军，保卫了东凤中心区域。
4月，红七军第一、第二两个纵队3000多人向河池进发，在河池县城附近击溃该县民团的阻击。占领县城后，红军分队进行宣传发动，不几天就成立了工会、农会、农赤军。接着召集各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河池县革命委员会，任命陈伯民为主席。同月上旬，红七军进占了怀远镇。怀远是一个拥有几千居民的商业小城镇，市面比较繁荣。红七军到达之前，附近敌军及当地的地主土豪已经闻风逃窜。红七军在怀远镇驻扎了几天，一面进行休整，一面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策，揭露桂系军阀剥削、压迫人民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参加革命。红七军总指挥部士兵委员会沿途的标语写道：“贫苦的工农友们：快团结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府(苏维埃)!勇敢的青年们：快快参加工农革命，创造我们的新世界!贫苦的工农友们：不要当白军的工具替军阀当工具!贫苦工农友们：我们的敌人就是国民党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你们不要忘记了!打倒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并且还提出了“扩大红军组织，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等口号。红七军在怀远镇与河池等地期间，由于执行了党的城市工商业政策，执行了“不借端滋扰良民，不奸淫掳掠，公平交易(不强买强卖)，向各处游击时，不准拉夫，官兵待遇平等，内外纪律严明”的革命纪律，做到买卖公平，有借有还，不乱拿群众东西，因此深得各界人民的热烈拥护。红七军在怀远镇筹措了几万元现洋，给部队以必要的补充后，随即向思恩(今环江县)方向继续前进。在行军途中，遇到敌人杨腾辉师的突然袭击，部队被迫投入战斗。当敌人的进攻被红军击退，而敌军的后续队伍尚未到达之时，军首长果断地决定撤出战斗。为了避免敌人的追击和包围，又决定红七军两个纵队暂时分开活动，第一纵队向西撤，军部与第二纵队向北撤，约好到预定地点汇合。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军部与第二纵队到达了宜北县(今环江县)。红七军在宜北休整两天后，经过崎岖的山道和丛林，进入贵州省境内，向荔波县板寨方向前进。而红七军第一纵队在怀远镇途中因受到敌人袭击，与军部和第二纵队分开行动后，又转回河池，出南丹，然后进入贵州省，最后在荔波县的板寨村和第二纵队胜利会合。
红七军两支兄弟部队在贵州荔波县板寨会合后，红军力量增强，战斗情绪高涨。4月下旬，红七军前委决定部队新的行动方向是进入苗山，夺取贵州军阀王家烈军事战略物资所在地的榕江古城。
苗山，是苗族同胞聚居的山区。他们是被汉族地主、土官赶进山里来的。长期以来，他们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加上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破坏民族团结，歧视少数民族，更造成了苗、汉人民之间的严重隔阂。红七军进苗山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苗族人民都跑了。红军到达后，经过艰苦的工作，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了革命纪律，对苗胞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因而感动了苗胞，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国民党的军阀部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样，广大苗胞才陆续从山上回到村寨里来，当苗胞了解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和主张后，给红军解决了粮食、青菜、肉类等问题。同时还热情主动地帮助红军架桥、修路和做向导。红七军在苗山区域经过一个星期的行军，顺利地到达了榕江城的外围。
榕江县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老巢，也是黔军的后方供应基地，囤积着大量的军械和军需品。是时，湘黔军阀混战，王家烈倾巢出黔，在湖南境内作战，只留一团兵力看守榕江。4月30日午时，红七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击，榕江守敌仓皇应战。
榕江是座古老的山城，城墙系大石块垒砌，又高又厚。红七军虽包围了该城，但炮队未至，红军战士虽猛打猛冲，却无法登上城墙与敌决斗，双方竟隔墙相持三个小时。总指挥李明瑞、军长张云逸、一纵队司令李谦，亲临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分析敌情，定下决心：必克榕江城。
下午4时许，军部提出了“攻下榕江城，纪念五一节”的口号，极大地振奋了部队的斗志。战士们备好了登城的云梯和当云梯用的大竹钉。李总指挥命令一纵队一营扼守城北山坡，以防城破时敌人从后门逃跑。又从特务营挑选了12名共产党员、老战士组成突击队。这时，炮队赶到了。张云逸军长和李明瑞总指挥即命令第二次攻城，三发迫击炮弹准确地命中目标，把城西北角炸崩了一个缺口，顿时，枪声大作，12名突击队员直奔缺口处，特务连长李天佑和先锋连长杨光率队冲锋。经过几番激战，几个突击队员登上了缺口处，李天佑、杨光两位连长也登上了城头，部队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杨光牺牲了，李天佑腿上也负了伤，登上城墙的战士却更加拼死冲杀，占领了城门。城门一开，大部队便蜂拥而入，敌人见城池已破。遂打开后门突围。扼守城北坡的一营指战员又以猛烈的火力将冲出城外的敌人逼回城里，天未黑，战斗已结束，全歼了守城之敌，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步枪600多支，子弹10万余发，无线电台一部。
5月1日上午，红七军政治部召开了万人军民大会，庆祝战斗胜利及“五一”国际劳动节。陈豪人等领导人向群众演讲红军的性质和党的方针政策，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工农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子弟兵，它打土豪，分田地，把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它保护民族工商业，主张买卖公平，维护城市治安，它是人民的军队等等。会后，把没收来的地主、官僚的粮食、衣物、钱财等分给贫苦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对红军无限感激。红七军在榕江休整了三天，补充了数十名自愿参加红军的新战士，筹得了十多万元的经费，红军在物资上的许多困难得到了解决。
榕江战斗后，红七军曾打算按党中央的指示向湘赣边游击，但因事先未与留守东兰的第三纵队联系好，加上当时湘黔军阀正在湖南混战，不能通过。因此前委便作出回师右江的决定。出发那天，用十多只木帆船载运辎重和伤病员顺江而下，部队沿岸护送前进。五天之后，部队到达黔桂边境的富禄镇(广西三江县属)。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急忙亲率5个主力团从背后追来，并派代表送信给李明瑞总指挥，请求将大炮和电台交还他们。当时红七军前临大河，后有追兵，情况比较危急，因此前委乃决定将计就计，答应次日归还大炮和电台。等黔军代表走后，军首长即命令红军战士连夜紧急渡河，并将带不走的大炮、电台和发电机组等笨重物资沉入河底。天快亮时，红七军全部渡到了河南岸。第二天早晨，王家烈率部赶到河边时，红军已无踪无影。黔军想渡河追赶，又无船只，只好望河兴叹。
红七军主力回师河池路过宜北县城，受到河池县革命委员会召集的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军政治部在欢迎大会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纲领，招募一批青壮年参加红军。两个多月来，红七军从隆安突围起，经平马、河池，进入贵州境，到攻占榕江，转战千里，在黔桂边进行游击活动，发动群众，宣传了党的政策，使广大各族群众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红七军打击地主豪绅、反动官吏，在黔桂边广大城乡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基本上达到了红七军的预期目的。(原载《百色起义史稿》第四章 红军建设和军事斗争 第100-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