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榕树下的那块地

　　这几年，母亲很少再念叨家里那块“阴阳地”，因为粮食单产提高，生活条件改善，那块地的产出已经不构成全家解决温饱问题的“临门一脚”，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于是，关于“阴阳地”的偶尔话题，也只剩下一些反映美好生活的窘迫记忆了。

　　我们村人多地少，分田到户时，先把全部地块分成好、中、差三类，然后再按人头进行捉阄。村尾有两块地，面积约三分，捉阄时都落到了我的名下，地块一半在古榕树冠滴水线内，一半处于滴水线外，因此田面一半光照正常，一半四季常荫，我们戏称为“阴阳地”。

　　同样一棵树，长对地方就是风景，长错地方也许就碍眼了。古榕很大，大得像一座绿色的山包；榕树很老，老得我们已经感觉不到它在生长。父亲总想上树砍掉遮荫的枝桠，但想到树老成精，大家又很忐忑，最终只好作罢。

　　无法改变“头顶”的自然条件，家里只好在作物种植品种上想办法，我的很多农事技能都是在这块地上学会的。对我们而言，“阴阳地”带来的回忆，远比田地本身产出的粮食要多得多。

　　最先被淘汰的是水稻，由于地块远离灌溉干渠，水量常常不足，耙田犁地很难进行。遇上雨水充裕的年份，我们重振旗鼓种植水稻，可阴面地秧苗返青分蘖缓慢，抽穗、扬花、灌浆更不乐观，当全村稻穗泛黄时，“阴阳地”里的稻禾仍然昂首挺胸，颖壳青绿、谷籽干瘪，永远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水稻终究多年没能种成。

　　红薯属耐旱作物，比较适合我们的田地，这是多年试种的经验。种植的办法比较简单，先将土疙瘩捣碎，疏松土质，然后横向高起垄，疏浚垄沟，方便排水。修剪种藤时，通常以3—5个藤眼为一根，留着顶端的叶片，赘枝用剪刀剪去。沟垄起好后，种藤按一拃一根的距离斜插，接着覆盖干松的牛粪、猪粪、鸡粪等有机肥，然后回土、踩实、浇定根水，最后耐心等待藤条发芽和生长。

　　收获红薯的季节，我们喜欢在阴面地里筑红薯窑，因为那里有榕树遮风挡雨，凉快。筑红薯窑是一项技术活，特别考验人的耐性和心性。土疙瘩要小心翼翼地从下往上垒，先用大块做基础，再用小块箍窑身，堆叠时不断往内里收窄拢口，直至封顶。接下来是烧火，要烧到窑身大部分的土块通红才能停火，窑灶里留点炭灰，再把红薯依次在灶膛中摊开，找一块大的土块堵住窑口，捅破窑顶，捶碎土块，红薯就像盖上一床严严实实的热毯。过了一夜，第二天就可以开挖。在那个年代，红薯是家里的主粮，但无论怎么吃，都没有窑里焐的可口。

　　我们还在“阴阳地”里种植肉姜，那是预计当年风调雨顺，其他田块的粮食产量能满足一家人的口粮时才敢做出的重大冒险。肉姜种植的方法和红薯差不多，但是鲜芽破土后，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去拔草、壅肥和除虫。肉姜能卖钱，因此要在田边搭个木寮，晚上有人看守，可以防小偷。这时候，田里有多少姜丛，我们如数家珍。

　　吃过晚饭，父亲就和家里的大黄狗到姜地里守夜。银色的月光洒满大地，榕树是银色的，姜田是银色的，山川也是银色的。微风习习，古树摇曳，浓重的树影千变万化，像银幕上的皮影戏。大黄狗警惕地竖起耳朵，一有风吹草动就发出低沉的嘶吼。这时候，父亲赶紧从吱吱呀呀的木床上起身，拿着电筒仔细照看田里的每个角落。

　　我喜欢到野外守夜，劝都劝不住，一方面因为新鲜感，另一方面因为夜色撩人。看着月亮星星，听着虫声四起，感受着凉风拂面，那种感觉常常使我欲罢不能。

　　一天晚上，我哭闹着跟父亲去守夜。临出门，他故意跟我讲起了前晚遇到的怪事。那夜过了子时，大黄狗咆哮两声后就夹紧尾巴，哆嗦着往后退。父亲半睡半醒，迷糊中瞟见一团黑影晃进木棚，父亲顿觉四肢无力，浑身冒汗，动又动不得，喊也喊不出……我很害怕，终于不再缠着他去守夜，寝不成寐时，总是惦念着父亲的“安危”。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善意的谎言。我的童年，惊惧着古榕的阴影。

　　秋天来了，古榕枯叶款款落下，像纷纷扬扬的雪花。枝头只剩赤溜溜的枝条，它们扬起双臂昂首向天，仿佛参拜天地。喜鹊已经没有了踪影，空巢在大风中摇摇欲坠。忽然，几截胳膊粗的枝条“啪”地砸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曾几何时，我断定榕树活不过这个冬天。然而，次年开春，它照样抽芽吐绿，枝繁叶茂，真是神奇。

　　美国文学家托马斯·沃尔夫说：“认识故乡的办法是离开故乡；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的心中去找……”漂泊在外的这些年，我时常想起那棵古榕树，那块“阴阳地”，还有年迈的双亲。也许，乡愁就是一个整体，就像一个家庭，失去了谁，缺少了哪部分，都会让你感喟唏嘘。□农启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