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起义人物

概 述

    百色是英雄城，是红色福地。1929年邓小平、张云逸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成功发动和领导了百色起义。在这一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名扬天下、威震四方的军事将领、党政领导人和英雄人物。其中，起义时任地师领导职务的3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的19人，任省部军级以上领导人的20多人。这些人物，有百色籍的，也有非百色籍的，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百色这块红土上共同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战斗。

    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去，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代新人勇往直前、攀登高峰。为了展示参加百色起义英雄们的战斗历程和光辉业绩，记述从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走出来的党政领导人为革命和建设建立的丰功伟绩，把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展现在读者面前，深切地缅怀革命前辈。1999年11月，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今百色市委党史办)把这些百色起义的领导人和英雄人物集录起来，编辑出版了《百色起义人物志》地方历史专集。该书基本上把百色起义的重要人物都囊括在里面。全书分为“起义领导人”、“军师级英烈”、“县团级英烈”、“解放军将领”、“省军级人物”、“地师级人物”、“县团级人物”等栏目。“起义领导人”记述了邓小平、张云逸等7位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军师级英烈”记述了弋勇、邓拔奇、韦一平、龙腾云、冯达飞、乐少华、朱立文、许进、许卓、李朴、李显、李谦、李振亚、李硕勋、张文彬、张锡龙、余少杰、佘惠、沈静斋、严敏、杨英、杨茂、何世昌、陈洪涛、陆浩仁、吴霖、吴清培、罗少彦、胡斌、唐浚、黄子荣、黄大权、黄坊日、黄治峰、黄德胜、覃道平、葛跃山、彭辉明、简载文、滕国栋、滕静夫、魏柏冈等42位军师级英烈；“县团级英烈”记述了马震球、王廷标、王有良、韦纪、韦菁、韦少丰、韦汉超、韦仲生、韦旭华、韦成篇、牙秀才、牙苏民、文冠球、白汉云、冯镜、田丰、刘伟谋、刘觉民、刘震英、关崇和、农夫、农伯烈、李干、李崇、李凤彰、李正儒、李汉生、李修学、李恒芳、李植华、李霭民、阮殿煊、吕克生、何莽、陈可福、陈伯民、陈金平、陈鼓涛、杨瞻、杨金梅、陆汉英、陆鸣平、陆映南、陆瑞灵、岑日新、林柏、罗文佳、张逸秋、苏锦盛、麦农本、赵宾玉、赵润兰、钟琼、郭先达、阎衡、徐泽长、高永平、莫寿延、章健、黄强、黄雄、黄书祥、黄文通、黄永达、黄永祺、黄立锋、黄正规、黄玉珍、黄世华、黄世新、黄光明、黄怀贞、黄伯尧、黄明强、黄绍谦、黄显坤、黄思荣、黄梓英、黄冕昌、黄榜呈、黄履明、梁乃武、梁万新、梁有芳、韩平波、谢维卿、蓝志仁、谭国联、谭统南、蒙元升、廖峰、廖由斌、廖源芳、潘子忠、潘宪甫、滕德甫、黎良仕等97位县团级英烈；“解放军将领”记述了韦国清、李天佑、韦杰、洗恒汉、莫文骅、覃健、韦祖珍、卢绍武、朱鹤云、吴西、欧致富、姜茂生、袁也烈、黄一平、黄新友、黄惠良、覃士冕、覃国翰等18位从百色起义中成长起来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省军级人物”记述了云广英、叶季壮、李干辉、李志明、陈漫远、陆秀轩、阮平、张震球、林青、钟夫翔、袁任远、黄松坚、黄荣、黄超、黄明政、龚饮冰、覃应机、谢扶民等18位从百色起义的炮火中走出来的省级党政要员。“地师级人物”记述了许凤翔、李治平、陈英、陆耀海、卢永克、孟国基、周志、周华彪、赵世同、唐子培、黄征、黄凯、黄永安、黄雨山、黄明金、黄国楠、黄举平、黄道充、黄唤民、麻福芳、覃波、覃延年、覃恩忠、谢新亭、谭庆荣、磨力等26位百色起义的地师级领导干部；“县团级人物”记述了王士霄、韦仁林、韦运祥、韦国英、韦金殿、韦碧山、牙美元、李玉成、李绍祖、李参林、李朝纲、李羡唐、利松、莫新明、徐平、徐千珍、黄凤尉、黄明山、黄泽波、黄显金、黄美伦、覃桂才、覃唏文、覃联规、覃瑞梧、廖熙英等26位县团级干部。这些人物资料翔实准确，整体篇幅很大。

    作为政协文史资料历史人物书籍的《百色历史人物资料选集》是一部含盖了各界各类历史名人的人物资料专集，在择录入编人物时，我们遵循精选精编和资料性原则，坚持三个优先：即百色籍优先；鲜为人知者优先；高级别与名声大者优先。百色起义是百色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其人物是最值得讴歌的历史人物，也是百色最为珍贵的人文文化资源，自然是《百色历史人物资料选集》的首选内容。根据人物资料的可靠性要求，我们所选编的百色起义人物资料采用了《百色起义人物志》中的资料。但是，由于篇幅所限以及不必要过多转录重版的原因，我们只从中转录当时起义主要领导者邓小平、张云逸等人的资料（其他人物资料详见《百色起义人物志》）。而每位人物的资料基本上是整篇转录，部分有少量的改动。根据《百色历史人物资料选集》的资料内容和结构设置，在整书编排中，我们把选录的“百色起义人物”单列为一个栏目，以突显红色历史人物，同时方便读者阅读。

  邓小平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百色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原名邓先圣，5岁进私塾发蒙，学名邓希贤，后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时他有了朴素的“工业救国”的爱国思想，他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声讨卖国贼的活动。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

    邓小平到法国后，因生活所迫，只在中学学习过几个月，就先后到几个工厂做工，他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体验到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当时，他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走上革命道路。1922年他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他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领导成员和中共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他还作过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

    1926年初，邓小平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他在当时写的自传中说道：“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1927年春，邓小平受党的派遣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组织的书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小平于六七月问转赴汉口，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不久，汪精卫主政的武汉政府也公开反共，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环境，他从此改名为邓小平。8月7日他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纠正和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年底，他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迁往上海。1928年至1929年，任中央秘书长。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他化名邓斌，任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同张云逸等于12月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军第七军和右江根据地。次年2月，又发动龙州起义，建立了红军第八军和左江根据地。他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在四个多月的时问里，红军发展到七千人，红色区域扩展到二十多个县，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不得不转战七千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中央红军会合。邓小平对“左”的错误指挥提出过不同意见，但未被采纳。1931年2月，他受前委的委派，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这期间他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了红七军的情况，总结了起义前后的经验教训。

    1931年夏，邓小平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这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一直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临时中央开展了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小平被撤去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后来，在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

    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8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奔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1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师长是刘伯承。

    邓小平和刘伯承率一二九师深入日本侵略军占领区的后方，以太行山为中心，依托山区，并向平原发展。他们率部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在太行山站稳了脚跟后，分兵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接着，又率部越过平汉铁路．东进冀南平原，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建立了太岳和由鲁西等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所在的太行地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1940年3月，刘邓指挥部队，在晋察冀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奋起反击，全歼进攻太行地区顽固派军队一万余人。为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扫荡”，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从1940年8月起，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了大规模的破击战役，即“百团大战”。刘邓率领所部38个团参加，进行大小战斗五百余次，给日、伪军以很大打击。

    从1941年开始，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彭德怀、刘伯承回延安参加整风后，他于1943年10月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退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很大成绩。邓小平从实际情况出发，发表了《党和抗日民主政权》、《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和讲话。他提出了对敌斗争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从各方面积蓄力量、为战略反攻和战后建国作准备的方针。他在北方局党校的整风动员会上所发表的讲话，指出毛泽东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事业要以毛泽东思想作指导。1945年6月，邓小平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他和刘伯承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同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第七页）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在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不断地挑起局部战争。由刘邓领导的晋冀豫解放区，横亘中原，正堵住国民党军队向华北、东北解放区进攻的通道，是军事上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矛头首先就指向这个地区。1945年9月，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全歼侵入解放区腹地的国民党军队13个师，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接着，移师东进．阻击沿平汉铁路北犯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邯郸战役的胜利。这两次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大大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停战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陇海路南北开展运动战，大踏步进退，连续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等较大规模的战役，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1947年5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6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部署，他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强渡黄河天险，在鲁西南地区，经过28天连续作战，歼敌5万6千余人，打开了南下的通路。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人，从几十万敌军前堵后追中杀开一条血路，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由此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进人大别山地区后，对国民党在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形成了直接威胁，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增加到约20万人，斗争极端艰苦。邓小平激励部队说：我们红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人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刘邓领导大别山根据地军民,积极、灵活地打击敌人，不断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地区的重兵轮番“进剿”。刘邓大军推进大别山，同相继南下的另外两支野战大军在中原地区布成“品”字形阵势，牵制和吸引了敌军南线160多个旅中的90个旅的兵力，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阵地。1948年5月，邓小平任辖区扩大了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及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治委员。

    在开辟中原新解放区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等讲话和指示，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从中原新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整党、土改和工商业政策等问题，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从1948年春起，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相继发起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粉碎了中原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进行了具有决战性质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任书记，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后改称第二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后改称第三野战军)。淮海战役中，蒋介石先后集结近80万军队，而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只有60万人，在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队更是占有巨大的优势。总前委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经过66天的作战，共歼敌55万5千人，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完全胜利。1949年3月，邓小平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受命兼任华东局第一书记。4月21日，照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率第二、第三野战军发起京沪杭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浩浩荡荡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上海及苏、皖、浙、赣等省广大地区。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邓小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参加了开国大典。10月，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他和刘伯承率部进军大西南。迅速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三省的90多万国民党反动武装，把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最后逐出中国大陆。在西南期间，他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他和刘伯承、贺龙在指挥部队清剿土匪顽敌的同时，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分化争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争取的人，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谨慎稳妥地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促成各民族的团结；发动和依靠群众，顺利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加强各级政权建设；迅速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成渝铁路等等，很快改变了那里的混乱的面貌，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他参加领导了进军西藏和西藏和平解放的工作，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

    1952年7月，邓小平调到中央，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他提出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财政工作要有全面观念。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反对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纂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中，邓小平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出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提出和深刻论述了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指出党面临新的考验，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要求全党坚持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党组织的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毛泽东在推荐邓小平当总书记时，说他比较顾全人局，比较有才干，比较周到和公道，是个厚道人。1959年他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

    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长达十年。这十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取得很大的成就，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同时也有过严重失误。邓小平一直处在中央领导工作的第一线，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许多方面提出过重要的正确主张。这是他工作最繁忙的十年。他积极贯彻八大的路线，指出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发动起来以后，“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接着是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他到农村调查，在公共食堂、供给制等问题上提出了纠正错误的意见。他主持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对恢复和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及正常的生产秩序，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起了重大作用。他还主持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2年2月，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团结，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错误，中共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的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扬党的优秀传统。同年5月，他提出要做好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用“一揽子解决”的办法，一次解决。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农村集体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62年，许多农村的干部和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62年7月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哪种生产关系的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

    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期间，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广泛接触。他曾多次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

    1966年，毛泽东领导和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中两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并被撤销一切职务，经历了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1969年10月，他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他每天到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半天，做钳工活。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粉碎后，毛泽东有意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于 1973年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他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筹备四届人大和酝酿国务院领导人选时，毛泽东评价他“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邓小平主持起草了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1975年1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周恩来病重以后，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他力挽狂澜，同“四人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文化大革命”以来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他强调全国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以铁路交通作为经济整顿的突破口。他指示有关部门先后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个文件。在短时间内，包括军队、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文艺等在内的全面整顿，收到显著的成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起初，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工作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容忍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5日，天安门广场发生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乘机诬陷邓小平,他再一次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

    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路，这是亿万人民十分关切的重大问题。邓小平由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的历史功勋，由于他对“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和在动乱中主持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效，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叶剑英、陈云等的积极推动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1977年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8年3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当时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国家问题成堆，急待解决。他一出来工作，立即表现出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首先推动思路路线的拨乱反正，领导和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等讲话和谈话中，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僵化的局面被冲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在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了：“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还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这个讲话实际上是这次全会的主题报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邓小平非常重视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改变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

    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出现了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等右的思潮。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持正确方向，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他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次大会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十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在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选为主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当代

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提出，我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980年，他谈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十三大前夕，他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中共十三大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三大对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作了概括，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要实现现代化，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80年代的三件大事，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要求全党要始终如一地搞这件事，扭住不放。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在发展生产力中，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观点。他认为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技技术现代化。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强调科技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邓小平高瞻远瞩，为我国制定了宏伟的经济发展战略。1979

年他提出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后他在多次讲话中逐步形成了从80年代初到下世纪中分三步走的设想：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经济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共十三大确认了这一发展战略。

    针对旧有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他认为，改革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充分肯定和支持农村率先发起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并及时总结经验，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全面展开。他对这个决定给予高度评价。对这场前无古人、情况复杂的伟大试验，他确定了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指导方针。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从1979年到1992年的多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的这些谈话，为我们党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从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这一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来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现行领导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提出必须进行改革。1986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他提出，不改革政治体制．会阻碍碍济体制改革，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邓小平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他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他主张全面开放．向所有国家开放。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引进外国智力，大量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他作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几个沿海港口城市，进而开辟沿海对外经济开放地带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等一系列重大决策。1984年和1992年他两次到特区视察，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的高速发展带动了全国的对外开放，形成了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搞改革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各种于扰。到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政治风波，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坚决支持党和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平息，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和稳定。他特别强凋，改革和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压倒一切。他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误了。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都没有错误，错在四个坚持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他强调，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要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指出，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198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能胜利。”以后他又说：“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

    邓小平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统帅，对新时期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他对当今时代和我国安全环境作了科学判断，使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他提出，要把军队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军队。要求军队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为保证国家安全，维护祖围统一，不断增强国防实力。军队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自觉地在这个大局下行动，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家经济建设。在他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裁减员额一百万，这是我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1989年在他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时候，向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同志深情地说：“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

    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的问题，实现祖国统，邓小平尊重历史和现状，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即在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1982年9月，他在同英国首相会见时，阐述了中国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维护了祖国的主权和尊严。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97年7月1日，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他的伟大构想即将实现。 1983年他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强烈表达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他针对分裂中国的图谋，强调不能放弃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国两制”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为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了范例。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战略。他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准则。他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称霸。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恢复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发展了同周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他对许多国家进行了访问，接待了许多国家领导人。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严重曲折的局势，他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要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邓小平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邓小平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他提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工作状况，组织状况和领导制度。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中央的权威。他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要发扬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邓小平从党和国家的前途着眼，坚决主张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他曾多次提出辞去领导职务。1987年11月中共召开十三大，他不再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实现了他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在以他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保持党和国家稳定的过程中，他起了关键的作用。他说，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大家要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这是我的政治交代。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邓小平，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1992年初他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的这个谈话为开好中共十四大，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必须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人了一个新阶段。

    1993年，邓小平以89岁高龄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文选》共出版三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汇集了邓小平在形成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富有独创性的重要著作，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振兴与发展的精种支柱。中国人民正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胜利迈向二十一世纪。

    张云逸 

    张云逸，原名张运镒，曾用名张胜之，海南文昌县人。他是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主要领导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

    1892年8月10 日，张云逸出生在文昌县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一位贫苦农家。父亲张景琚和母亲邢氏都是勤劳厚道的农民。他们终年劳作，还难于维持全家8口人的艰苦生活，两个儿子终被饥饿和病魔夺走了生命。张云逸从小饱受苦难煎熬。高等小学毕业后，被迫前往广州帮工谋生。1908年考入粤军广州黄埔陆军小学第2期。从此，他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影响，立志苦研军事，仗剑报效祖国。同年10月他秘密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2月12日，在广州参加革命党人领导的第九次反清起义。他随同数百名新军官兵高呼“愿为革命死”的口号，攻占了城外清军协统司令部，夺取讲武堂武器，进攻省城，血战两昼夜，悲壮失败。1911年4月27日，他又参加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再遭失败后，他毫不气馁，半年之后自告奋勇充当攻打两广总督府的炸弹队长，攻占羊城，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19 12年，奉调入虎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深造。1914年毕业，即在粤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追随孙中山矢志不移，参加了反袁护法战争。1922年陈焖明叛变。孙中山令许崇智等部攻占潮汕后，张云逸奉委任揭阳县长，勤政清廉，备受廖仲恺赞誉。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全力帮助下，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张云逸谒诚拥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调任党军许崇智部旅长。随后，率部参加东征讨陈之役。1926年7月起，历任国民党革命军第四军第12师参谋处长、第25师参谋长，率部北伐，屡建战功。同年11月，在武汉由王之仁、廖乾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最重要的转折。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武汉汪精卫集团加紧反共清党的危急关头，张云逸谨守党的指令，继续担任第四军25师参谋长，秘密从事党的工作。6月推荐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从而使警卫团成为中共直接领导的重要武装，后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7月张云逸随同第25师驻防九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指示，秘密掩护周士第率领该师73团和75团大部赶到南昌参加暴动。9下旬，他仍随张发奎部南下广州。11月中共中央指示张云逸利用张发奎委其任第二方面军琼崖警备司令之机，抵达海口发动兵变，夺取海南，配合广州暴动。不料在张云逸率警卫队抵达海口码头，即被叶肇叛军缴械。他机智转乘轮船驶往越南海防脱险，后经香港转上海向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汇报受挫情况。中央决定他留在上海接受党的训练，准备赴苏联学习。1928年秋，蒋桂军阀矛盾日益加剧，中央决定他从事粤桂军队的兵运斗争。

    1929年夏，张云逸肩负中共中央军委的重任，利用与国民党广东海军总司令陈策的关系，从上海经广州到南宁秘密开展兵运。先后担任李明瑞广西编遣公署教导总队副主任，广西省政府警备第四大队长和南宁警备司令等职。他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广西军委陈豪人的领导下，吸取大革命失败教训，采取坚决果敢的统战和兵运相结合的方针，积极稳妥地开展南宁兵运，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和俞作豫就使我党控制了4000余人的革命武装。10月上旬，俞作柏、李明瑞发动反蒋失败。在风云突变的紧急关头，他利用所担任的南宁警备司令职务，和俞作豫坚定执行中央代表邓小平的决策，率领广西警备第四、五大队和教导总队4000多人举行南宁兵变，果断地平息了南宁军校入伍生团的叛乱，夺取南宁军械库五六千枝枪和数十万发子弹以及山炮、迫击炮、电台、军服等物资，接收南宁金库，征调船只以应变。10月中旬，张云逸指挥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掩护俞作豫率第五大队离邕转移龙州后，他率部从陆路掩护邓小平、陈豪人押运军械船队向右江平马、百色转移。这样就为我党在百色、龙州举行起义，创造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准备了基干武装力量。

    1929年10月20日，张云逸率队在右江平马镇与中央代表邓小平会合。22日他们率队进驻桂西重镇百色城。邓小平召开中共广西军委会议(后称广西前委)，和张云逸、陈豪人等缜密地布置了起义的各项工作。会议考虑到部队不便指挥地方县政，决定暂时打着广西省主席俞作柏的名义，对外宣布张云逸任右江督办，俞作豫为广西全边对汛督办，饬令各县听候调度，上缴税款。会后，张云逸行使督办职权，不仅控制右江政局，而且为起义筹集了十余万元经费。10月28日，张云逸和邓小平、雷经天等周密策划，指挥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紧密协同，一举围歼驻百色、田州、那坡、平马等城镇的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千余人，缴枪700余支，扫除了百色起义的主要障碍。

   11月初，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成立，张云逸担任常委。他和书记邓小平及陈豪人、韦拔群、雷经天等创造性地执行中央和广东省委指示，把起义和发展工农运动相结合，全力武装右江各县党领导的农军和工人赤卫队，将南宁运来的5000余支枪全部发给各县农军，派遣一批军政干部前去整训各县农军。其次，继续加紧整顿改造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发展党组织，健全各连士兵委员会，惩办反动军官，调遣恩奉东凤等县2000余农军赤卫队加入部队，成立新的教导大队，发展部队达到4000多人枪。第三，指挥部队继续分兵各县协同农军进攻各地反动豪绅团局据点，指导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成立东兰、恩隆、百色等10余县委和临时县委、特支，建立东兰10余县革命委员会或县农会，拥有20余万农会会员和1万余人枪的农军队伍，百色、平马、奉议、恩阳、果化还成立了总工会组织，拥有1千余工人赤卫队。广西前委还以第四大队政治部的名义出版《右江日报》和《士兵之友》，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土地革命政纲，推动整个右江地区工农运动蓬勃高涨。

     1929年12月11日，中共广西前委领导革命武装队伍在百色和平马宣布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按照中央和广东省委决定，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央代表、前委书记(后兼军政委)，陈豪人任军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纵队，李谦、胡斌、韦拔群分任纵队长。军部和前委设在百色粤东会馆。12日，张云逸代表前委到平马镇参加右江苏维埃政府庆祝大会，祝贺右江各族人民翻身做主人。

    在百色起义前的11月间，张云逸和邓小平、陈豪人等还精心筹划了龙州起义。说服前来百色的李明瑞参加党领导的龙州起义。1930年2月1日，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领导龙州起义胜利，创建红八军和右江革命委员会。李明瑞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奉命率领警卫营从龙州驰赴右江隆安。2月4日至7日张云逸和李明瑞指挥红七军在隆安县城阻击桂系军阀3个团1个营的进攻。红七军血战4昼夜，被迫撤向恩隆、凤山。2月中下旬，指挥红七军在平马、亭泗与敌战斗。后率部撤入凤山县盘阳休整。3月初，张云逸、陈豪人在盘阳圩召开前委会议，总结百色起义以来的斗争经验，决定红七军主力游击黔桂边，寻机歼敌，补充军需。3月底，张云逸和李明瑞、陈豪人率第一、二纵队3000余人游击河池、宜山、思恩、南丹和贵州省的荔波县。4月30日袭取黔东南重镇榕江县城，俘敌500余人，缴枪600余支，子弹10万发及大批军用辎重。部队休整3天，庆祝五一劳动节，筹款数万元。5月4日红七军避免与黔军主力决战，经榕江、融县、罗城、天河、思恩转回河池休整。5月中旬，邓小平闻讯，从东兰赶来河池迎接主力回师右江苏区。6月初，张云逸、李明瑞率第一、二纵队收复百色，歼桂敌岑建英团，缴枪500余支。是役后，红七军主力挥师东进，横扫右江两岸之敌，重占奉议、恩阳、恩隆、思林、向都、果德、那马等县城，重新恢复了右江苏区。7月初，龙云派遣3万滇军执行蒋介石命令，假道右江进攻南宁桂系军队。张云逸、李明瑞执行军前委决策，率红七军主力在果德、思林交界的鹧鸪坳伏击滇军辎重部队，互有伤亡。滇军前进南宁，红七军集中平马、田州和东兰整训，扩大部队，同时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此期间，张云逸精心组织部队整训，深入军教导大队和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讲课，使“一般士兵觉悟有相当提高，党的工作也建立了相当基础”，抽调右江农军主力补充部队为四个纵队，全军拥有7000余人枪，成为全国瞩目的一支红军劲旅。

    1930年6月李立三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作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调集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9月30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赶到平马镇向红七军传达立三路线，指令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广州、红七军前委平马会议决定全军集结河池整编，召开全军党代会，贯彻中央指令。10月初，张云逸和李明瑞率领第一、二、四纵队由平马、田州出发，经凌云、乐业会合红八军一纵队余部，再经风山、南丹到达河池县城。11月初，邓小平、邓拔奇、韦拔群也率第三纵队从东、凤集结河池。11月7日，张云逸在红七军第一次党代会上当选为常委。次日，全军四个纵队整编成3个师(二十一师仅授番号，令韦拔群师长、陈洪涛政委回右江组建)，约7000人枪。9 日张云逸军长和邓小平政委，李明瑞总指挥，南方局代表邓拔奇领导红七军第十九、二十师离开右江苏区，踏上艰苦的征途，东进宜山，折向罗城，血战四把圩，围攻长安镇，勇扑武冈城，转战桂黔湘边，历时两个月，英勇善战的红七军将士有3000余人血洒沙场。严重的挫折使张云逸等领导人苦苦思索。在极端险恶的形势下，军前委领导人一致决定保存有生力量，奔袭桂北全州城，解决部队给养和求得短期休整。1931年1月2日，张云逸率部袭占全州城。在前委会议上，张云逸坚决支持邓小平关于放弃进攻桂林的冒险计划，改变硬拼攻坚战术，率部转战桂湘粤赣边，寻机会师朱毛红军。在全州全军缩编为3个团。在湘桂粤3省敌军的围追堵截和严寒饥饿的艰难征战中，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率领部队越灌阳，占道州，袭江华，折回桂东的桂岭休整。经过长途艰苦跋涉，部队又损失1000余人。军前委再次缩编部队为55团和58团，撤销师的建制，并决定挺进粤北连县、乳源创造根据地。但在连县未能站住脚，进至乳源县梅花村，遭到粤湘敌军4个团的围攻。因情报所误，红七军与敌血战l天，李谦师长等500余人牺牲，军政治部许进主任等100余人重伤。张云逸率部队撤出战斗。2月5日红七军转至杨溪抢渡乐昌河，邓小平、李明瑞率55团和58团一部过河，张云逸率军部直属队和58团大部又遭粤敌截击。他临危镇定自若，指挥余部摆脱敌人追击。6日重组58 团，宣布黄子荣任团长、叶季壮任政委。然后在当地中共党组织领导人的引导下，率领58团在砰石镇北偷渡乐昌河，挺进湘南酃县。2月中旬在游击队的配合下，58团在黄挪潭伏击胡凤璋民团大胜，俘敌近百人。随后，张云逸率58团在水口镇与王震率领的湘赣红军独一师第三团会师。3月中旬，他和王震率领两部在茶陵县李家村，打垮湘敌陶广部两团，毙敌300余人，俘敌100余人。红军乘胜连克茶陵、攸县、酃县3城。下旬，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任命张云逸为总指挥，统一指挥赣江以西红七军58团和湘赣独一师、红二十军，配合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夺取了永新战斗胜利。4月初，他率58团南下遂川寻找红55团，在天河两团会合，转回永新举行会师大会。这时，张云逸病重，省委批准随军治疗，李明瑞代理河西总指挥职务。4月底，红七军第二次党代会在永新县禾川小学举行，张云逸带病主持会议并作总结报告，清算了立三路线对红七军的危害，确定今后任务，改选前委。会后，他协同李明瑞指挥河西部队首战安福，歼故1个团，俘故800人，缴枪1000余支。随后连克茶陵、莲花、安仁、袁州、酃县、遂川等县，扩大了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7月，他和李明瑞奉命率红七军东渡赣江、在江西兴国和于都与中央红军会合，编入红三军团建制。李明瑞任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改任军参谋长。1931年7月至9月，张云逸和李明瑞率领红七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参加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9月15日．红七军在兄弟红军的协同下，夺取东固方石岭大捷，全歼敌第52师及第9师炮兵团，打出了百色劲旅的军威。10月，军政委葛耀山奉命在红七军大搞肃反，将许进、魏柏冈、余惠、李明瑞等一批红七军重要干部迫害致死，冤及雷经天、许卓、叶季壮、冯达飞等大批干部，使红七军元气大伤。张云逸对此极为悲愤，挺身向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申诉，反对肃反扩大化，保护了叶季壮等干部，维护了红七军的团结。11月，张云逸代表红七军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委会委员。会后，张云逸重任红七军军长，迎接新的斗争。

    1932年1月，张云逸调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长。在周恩来、朱德领导下，参与红军统帅部谋划，指挥中央红军夺取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3年5月，张云逸又调任中国工农红军副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和总司令部作战局长，随同朱德、周恩来调遣红军投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战争。11月福建事变发生前后，张云逸作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在汀州与福建革命政府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例》，为中央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12月，中共中央派张云逸为红军军事联络员常驻福州，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协商反蒋大计。1934年1月13日福建革命政府反蒋失败，张云逸带着悲愤心情返回红军总部。由于博古、李德顽固拒绝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陷入节节失败。8月，中央军委调张云逸任粤赣省军区司令兼政委，为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开辟道路。10月底，红三军团四师突围到油山，张云逸奉命随军长征，立即被派到红八军团任参谋长。12月又调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在1935年初，他又兼任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协助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刘伯承指挥红军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在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实际核心地位之后，张云逸协助周恩来、刘伯承在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关键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挫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红一、三军团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张云逸担任陕甘支队副参谋长，为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作出了贡献。11月中央军委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张云逸仍任军委兼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12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参加处理陕北错误肃反的五人委员会，对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受冤干部给予平反，挽救了陕北根据地。1936年2月他又担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副参谋长。在东征战役中负责后勤和联络工作。随后又参与西征作战。同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帅。12月，中共中央为实现西安事变后的新时局，调张云逸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同时还兼任调整后的中央军委委员和红军总部副参谋长。1937年3月又兼任军委后方司令部参谋长和代理司令员，为加强中央军委机关建设作了大量工作。

    1937年4月25日，中央决定张云逸到香港领导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5月到达香港、澳门，利用各种渠道宣传中共联蒋抗日方针。6月到达桂林，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及川、滇等省代表成功地进行了合作抗日谈判，拟定了红军与桂川滇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与团结抗日的纲领草案。8月初，张云逸由桂转赴广州，推动粤省余汉谋接受中共合作抗日主张，同意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在此前后，张云逸还奉命在澳门、上海与叶挺多次会谈，转达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方针和对叶的基本态度，帮助叶挺挫败蒋介石的引诱拉拢阴谋。

    1937年10月1日，中央电令张云逸和叶剑英，通告我党将与国民党达成改编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的决定。张云逸奉令由香港经厦门转入闽西龙岩，向邓子恢、张鼎丞传达中央指示，要求闽西南红军将士正确执行中央决策，胜利组建新四军。11月初，张云逸又到福州，和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就闽浙粤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及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达成协议。12月24日，张云逸向中央全面报告华南统战工作情